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一切表现都是格式化、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咬字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和公务软件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应变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之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号》。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歔、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走出纪念馆大厅，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回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让人羡慕的时空里，活在一个告别梦魇的时代……你会怀念刚刚分手的那个人，你们曾多么相似，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今天……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
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会对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某种正直的影响。它会成为你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2000年11月
(第七节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他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停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他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而换了奥威尔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搂动扳机，发出一丝“见鬼去吧”的冷笑。然而，这正是“人”与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此。
与其称之“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任何时候，作为“人”的奥威尔都不会改变主意，即使对方不久后将用瞄准来回报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个凶手，即使早料到会如此，奥威尔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后悔。
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定义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在于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要遭惩处。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那“犹豫”却如此伟大和珍贵！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它应该被记入史册。
这样说一点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这是和平之于战争的一次挑战，也是“人”对军人的挑战。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更维护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斗争、杀戮、牺牲、死难、血债、复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没有道义，只有决绝而没有犹豫，你能说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会变成施虐者？英勇的战士不会变成残暴的凶手？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像冬天里的童话。
2002年
(第八节“你有权保持沉默”
看美国电影，每逢警察对嫌疑人宣布拘捕时，皆可听到这样的段子：“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
开始以为是蹩脚的台词，唠唠叨叨个没完，更瞧不上那些编剧，就不能让警察大叔来句别的？后来，陆续读一些美国司法故事，不禁羞愧，方知是自己浅薄，冤枉了人家。这段繁琐的格式化语录并非警察的即兴表演，而是“米兰达法则”使然。作为美国司法用语，它早就被日常化、纪律化、制式化了。你不这样说，反会被亮红牌，美国观众也会觉得你违背常识。
“有权保持沉默”，乃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早就明确的。为保护嫌疑人权利，该案规定，任何审讯都不得要求嫌疑人自证其罪。但上述警察语录的诞生，却是1963年之后的事。
1963年，22岁的无业青年恩纳斯托·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审讯前，警官没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等常识，米兰达文化程度低，也没听说过“宪法第五修正案”这玩艺儿。两小时审讯后，他老老实实在供词上签字画押。开庭时，控方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的供词，但律师认为，根据宪法修正案，此供认是在缺少必要提示的前提下发生的，应视为无效，不足以成为庭审依据。最后，陪审团认定米兰达有罪，判刑20年。米兰达和他的律师不服，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终审裁决出来了：地方法院审判无效！因为审讯前嫌疑人未被告知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同时，最高法院重申了嫌疑人应被告知的详细内容：一、你有沉默的权利；二、你的供词将可能被用来起诉你；三、你有权请律师；四、如果请不起，法庭将免费为你请一位。
著名的“米兰达法则”由此诞生。随之而来的，即那段不厌其烦、咬文嚼字的语录了。米兰达案的后来我不得知，或许他真的有罪，那就有赖警方另取证据了。“米兰达法则”的出台，自然给警方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影响到办案效率，但它充分体现了宪政的内涵和逻辑，尤其在“目标正义”面前，“程序正义”享有优先地位。遵循宪法、保护人权不是抽象的空谈，若不依法维护嫌疑人的权利，那保障正常人的权利即沦为妄想，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有被诬陷和冤枉之可能。
《读书》曾刊登陈伟先生一篇文章，在谈及美国巩固嫌疑人权利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时，他说：“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警察和法官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而宪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即以公民权利来限制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史上有过一桩著名案例：辛普森案。由于警方取证时在技术细节上违规，尽管嫌疑人犯罪可能性极大，但法庭还是判其无罪。虽然很多人眼中的“实体正义”落空了，一个杀人犯很可能就此漏网，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司法意义的胜利。通过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的尊严——进而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对此，陈伟先生感慨道：“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其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的框架中挑战法律。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法规的漏洞可通过正常的发展予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想堵都难以堵上，最终会冲垮民主法制的大坝……美国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民主法制和保障人权也不是人类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它只是防止人类社会跌入这种人间地狱的防护大坝。”
回想最初对警察语录的误解，颇给人醒策。
在我们的经验中，常飘荡着一些义愤填膺的声音：“对害群之马谈何道理！”“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以恶惩恶！”“朝死里整，看他下次还敢……”可以说，这类话已比比皆是、深入人心（甚至大快人心）了。而“目标大于手段”“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的本能逻辑和“痛打落水狗”的文化冲动，也多少渗入了现实的司法行为中，诸如逼供、诱供、违规和非法取证等。日前有媒体报道，多年前某省一青年涉案被捕，法庭竟将“测谎仪”的结果作为“有力证据”判其有罪，直到前不久真正的罪犯意外落网，才知“测谎仪”说了谎。
或许，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司法定义，都未必和“米兰达法则”重叠，但普及同质的司法理念和执法信仰，则完全必要，迫在眉睫。作为一个警察或法官，不管打击犯罪的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理何等强烈，若不能忠实地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就背离了正义立场和法律本位。打击犯罪，首先保证路径的正确和工具的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