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5

那种虚脱,那种老人脸上才有的虚脱和枯竭,是一夜间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结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们在干什么?早忘了。然而他们在告别。向生命,向世间,向最舍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亲密的事物告别。那是怎样残酷的仪式!怎样使尽全力的最后一次眺望!最后一滴声音!

想想吧,那对年轻的灵魂曾怎样在电波中紧紧相拥,不愿撒手,不愿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开……那被生生劈作两瓣的一朵花!

这是死亡情景,还是爱情情景?

那一刻,时间定格了,凝固了。生活从此永远改变。

290,一个多么抽象和无动于衷的数字。我不愿以这样一个没有体温的符号记忆这次海难。我只是攥紧手中的照片,攥紧眼前的真实,生怕它从指缝间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体会这一个“个”,这个绝望的男子,这个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听到了什么?她对生命的另一头说了些什么……

渐渐,我感觉已和他没了距离。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从到灵魂,我觉出了最亲密者的死。

手脚冰凉,我感到彻骨的冷。风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国的冷。

我想起了许多事。出事那天,我从电视人物尤其官员的脸上(他们在岸上,在远离大海的办公室里),看到的只是备好的语言和廉价的悲悯,只是“新闻”折射出的僵硬表情。显然,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这个数据上。他们严肃、冷峻,他们从容不迫、镇定有方……看上去连他们自己都像一堆数据。一切表现都是格式化、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机件对“数据”产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个个的“个”在撞击他们。那深思熟虑的咬字和措词(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数据盘和公务软件操控的。你感觉不到其情感和内心,他们身上没有汹涌的东西,只有对责任的恐惧和应变能力。

死了的人彻底死了,活着的人懒懒地活着。

今天,是海难的周年祭。我重新翻出这张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轻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里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后一刻还死死抱着桅杆、对陆地残存一丝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夺走她的不仅仅是海水,还有人类自己,还有陆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关己”的人们。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个黑色的滂沱之夜。为了生活,为了照片上的那个人,为了更多相爱的生命。

个体: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在对悲剧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轻小的不良嗜好,人们总惯于以整体印象代替个体的不幸——以集合的名义遮蔽最真实的生命单位。

由于缺乏对人物之命运现场的最起码想象,感受悲剧便成了毫无贴身感和切肤感的抽象注视。人们所参与的仅仅是一轮信息传播,一桩单凭灾难规模和牺牲体积确认其价值的“新闻”打量。

这是一种物质态度的扫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触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该方式距生命很远,由于数字天然的抽象,我们只留意到了生命集体轮廓上的变化和损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发生在真正的生命单位——个体之家——内部的故事和疼痛(“某个人的死”)。

数字仅仅描述体积,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内涵和细节,它粗糙、笼统、简陋、轻率,缺乏细腻成分,不支持痛感,唤不起我们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过多过久地停留在数字上,往往使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一种遥远的旁观者态度,一种徘徊在悲剧体外的“客人”立场,不幸仅仅被视为他者的不幸,被视为一种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们并非在关怀生命、体验悲剧,相反,是在疏离和排斥它。说到底,这是对生命的一种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们把悲剧中的生命推得远远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和情感领地。

久之,对悲剧太多的轻描淡写和迎来送往,便会麻木人的心灵,情感会变得吝啬、迟钝,太多的狭私和不仁便繁殖起来了,生命间的良好印象与同胞精神也会悄悄恶化。

感受悲剧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寻找“现场感”!为不幸找到真实的个体归属,找到那“一个,又一个……”的载体。世界上,没有谁和谁是可以随意叠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绝对,其尊严、价值、命运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体的“个”身上才有意义,整体淹没个体、羊群淹没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生命、对悲剧主体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与遗忘的开始。

同样,叙述灾难和悲剧,也必须降落到实体和细节上,才有丰满的血肉,才有惊心动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悲剧,悲剧的人性和价值才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难,在世人眼里之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两部电影的成功拍摄:《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号》。通过银幕,人们触摸到了那些长眠于海底的“个”,从集体遗容中打捞起了一张张鲜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侣、船长、水手、提琴师、医生、母亲和婴儿、圆舞曲、美国梦、救生艇……人们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人生、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遥远时空里的陵墓,悲剧不再是新闻简报,不再是简单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的远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离死别都有了归宿,有了“家”。有了这一个个令人欷歔、刻骨铭心的同类的命运,“泰坦尼克”的悲剧价值方得实现,人们才真正记住了它、拥有了它。

美国华盛顿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馆”,在设计上就注重了“个”的清晰,它拒绝用抽象数字来控诉什么,而是费尽心机搜录了大量个体遇难者的信息:日记、照片、证件、通信、日用品、纪念物,甚至还有偶尔的声音资料……当你对某一个名字感兴趣时(比如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启动某个按钮,进入到对方的生涯故事中去,与其一道重返半世纪前那些晴朗或阴霾的日子,体验那些欢笑和泪水、安乐和恐怖、幸福和屈辱……这样一来,你便完成了一次对他人的生命访问,一次珍贵的灵魂相遇。

走出纪念馆大厅,一度被劫走的阳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违的暖意,你会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回来了,你活着,活在一个让人羡慕的时空里,活在一个告别梦魇的时代……你会怀念刚刚分手的那个人,你们曾多么相似,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热爱和憧憬,却不一样的命运,不一样的今天……

记住了他,也就记住了恐怖和灾难,也就记住了历史、正义和真理。

与这位逝者的会晤,相信会对你今后的每一天,会对你的信仰和价值观,发生某种正直的影响。它会成为你生涯中一个珍贵的密码,灵魂密码。

这座纪念馆贡献了真正的悲剧。

重视“小”,重视那不幸人群中的“个”,爱护生也爱护死,严肃对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意义重大。它教会我们一种打量生活、对待同胞、判断事物的方法和价值观,这是我们认知生命的起点,也是一个生命对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态度。在世界眼里,我们也是一个“个”,忽视了这个“个”,也就丧失了对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实,生命之间,命运之间,很近,很近。

2000年11月

(第七节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

1936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与新婚妻子一道,志愿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被子弹射穿了喉咙。在《西班牙战争回顾》中,他讲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阵地打狙击,好不容易准星里才闯进一个目标:一个光膀子、提着裤子的敌兵,正在不远处小解……真乃天赐良机,且十拿九稳。但奥威尔犹豫了,他的手指始终停在扳机上,直到那个冒失鬼走远……他的理由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和你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死他。”

一个人,当他提着裤子时,其杀人的职业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从军事符号——一枚供射击的靶子,还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一具生理的人,一个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么幸运的家伙!他被敌人救了,还蒙在鼓里。因为他碰上了“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军人、一个只知服从命令的杀手。那一刻,奥威尔执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杀手和杀手是有别的。换了另一个狙击手,他的裤子肯定就永远提不上了。而换了奥威尔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搂动扳机,发出一丝“见鬼去吧”的冷笑。然而,这正是“人”与士兵的区别,希望也就在此。

与其称之“奥威尔式”的做法,毋宁说这是真正的“人”之行为。任何时候,作为“人”的奥威尔都不会改变主意,即使对方不久后将用瞄准来回报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个凶手,即使早料到会如此,奥威尔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后悔。

所有的战争,最直接的方式与后果皆为杀人。每个踏上战场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杀人意识,他是这样被定义的:既是射击者,又是供射击的靶子……而“英雄”与否,在于杀人成绩的大小。在军事观察员眼里,奥威尔式的“犹豫”,无疑乃一次不轨、一起严重的渎职,按战争逻辑,它是违规的、非法的,要遭惩处。但于人性和心灵而言,那“犹豫”却如此伟大和珍贵!作为一桩精神事件,它应该被记入史册。

这样说一点不过分。

假如有一天人类真的不再遭遇战争和杀戮,你会发现,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于这样一组细节和情景:比如,决不向一个提着裤子的人开枪!

这是和平之于战争的一次挑战,也是“人”对军人的挑战。

它在捍卫武器纯洁性的同时,更维护了人道的尊严和力量。

斗争、杀戮、牺牲、死难、血债、复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没有道义,只有决绝而没有犹豫,你能说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会变成施虐者?英勇的战士不会变成残暴的凶手?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狠”“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狱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像冬天里的童话。

2002年

(第八节“你有权保持沉默”

看美国电影,每逢警察对嫌疑人宣布拘捕时,皆可听到这样的段子:“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

开始以为是蹩脚的台词,唠唠叨叨个没完,更瞧不上那些编剧,就不能让警察大叔来句别的?后来,陆续读一些美国司法故事,不禁羞愧,方知是自己浅薄,冤枉了人家。这段繁琐的格式化语录并非警察的即兴表演,而是“米兰达法则”使然。作为美国司法用语,它早就被日常化、纪律化、制式化了。你不这样说,反会被亮红牌,美国观众也会觉得你违背常识。

“有权保持沉默”,乃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早就明确的。为保护嫌疑人权利,该案规定,任何审讯都不得要求嫌疑人自证其罪。但上述警察语录的诞生,却是1963年之后的事。

1963年,22岁的无业青年恩纳斯托·米兰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妇女在亚利桑那州被捕。审讯前,警官没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证其罪等常识,米兰达文化程度低,也没听说过“宪法第五修正案”这玩艺儿。两小时审讯后,他老老实实在供词上签字画押。开庭时,控方向陪审团出示了米兰达的供词,但律师认为,根据宪法修正案,此供认是在缺少必要提示的前提下发生的,应视为无效,不足以成为庭审依据。最后,陪审团认定米兰达有罪,判刑20年。米兰达和他的律师不服,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终审裁决出来了:地方法院审判无效!因为审讯前嫌疑人未被告知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同时,最高法院重申了嫌疑人应被告知的详细内容:一、你有沉默的权利;二、你的供词将可能被用来起诉你;三、你有权请律师;四、如果请不起,法庭将免费为你请一位。

著名的“米兰达法则”由此诞生。随之而来的,即那段不厌其烦、咬文嚼字的语录了。米兰达案的后来我不得知,或许他真的有罪,那就有赖警方另取证据了。“米兰达法则”的出台,自然给警方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影响到办案效率,但它充分体现了宪政的内涵和逻辑,尤其在“目标正义”面前,“程序正义”享有优先地位。遵循宪法、保护人权不是抽象的空谈,若不依法维护嫌疑人的权利,那保障正常人的权利即沦为妄想,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有被诬陷和冤枉之可能。

《读书》曾刊登陈伟先生一篇文章,在谈及美国巩固嫌疑人权利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时,他说:“在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警察和法官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而宪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即以公民权利来限制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史上有过一桩著名案例:辛普森案。由于警方取证时在技术细节上违规,尽管嫌疑人犯罪可能性极大,但法庭还是判其无罪。虽然很多人眼中的“实体正义”落空了,一个杀人犯很可能就此漏网,但它却是不折不扣的司法意义的胜利。通过对程序正义的捍卫,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的尊严——进而从这个意义上,保护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对此,陈伟先生感慨道:“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其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的框架中挑战法律。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法规的漏洞可通过正常的发展予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想堵都难以堵上,最终会冲垮民主法制的大坝……美国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民主法制和保障人权也不是人类通向人间天堂的康庄大道,它只是防止人类社会跌入这种人间地狱的防护大坝。”

回想最初对警察语录的误解,颇给人醒策。

在我们的经验中,常飘荡着一些义愤填膺的声音:“对害群之马谈何道理!”“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以恶惩恶!”“朝死里整,看他下次还敢……”可以说,这类话已比比皆是、深入人心(甚至大快人心)了。而“目标大于手段”“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的本能逻辑和“痛打落水狗”的文化冲动,也多少渗入了现实的司法行为中,诸如逼供、诱供、违规和非法取证等。日前有媒体报道,多年前某省一青年涉案被捕,法庭竟将“测谎仪”的结果作为“有力证据”判其有罪,直到前不久真正的罪犯意外落网,才知“测谎仪”说了谎。

或许,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司法定义,都未必和“米兰达法则”重叠,但普及同质的司法理念和执法信仰,则完全必要,迫在眉睫。作为一个警察或法官,不管打击犯罪的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理何等强烈,若不能忠实地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就背离了正义立场和法律本位。打击犯罪,首先保证路径的正确和工具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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