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大宋已经从数次战败中总结出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防守反击。在宋夏战争中最早提出“积极防御”的就是范仲淹，这也让他的声望在西北地区如雷贯耳，即使是韩琦、庞籍这样的大宋驻西北地区的高级将领也对范仲淹十分尊重。范仲淹回到汴京前指挥的最后一战，仍然是西夏故伎重演，不断挑衅并故意暴露破绽，而大宋的军队高举“范”旗，丝毫不为所动，每天夯实防御工事，从容不迫的等待决战。西夏虽然在单兵战斗力上要强出一筹，但还没有胆量打攻城战。时间一长，西夏军队的补给实在跟不上，不得不开始撤军。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十里外丛林之中西夏军队呜呜泱泱的撤军持续了十余天，粗略估计有十万人之众。如果宋军真的追了出去，落入这十万虎狼之口，那将又是一个“好水川之战”，后果不堪设想。范仲淹的威望就是在战斗中逐渐确立的，俨然已成为西北边疆军民的主心骨。范仲淹是最早认识到，西夏这个游牧民族战争不过为了抢物资，如果总是抢不到什么，弄不好还得被箭射死搭上性命，就没人愿意去为李元昊打仗了。西夏原本就是由各番部组成的，这样的情绪一蔓延，内部就开始瓦解了。宋夏战争的后期，大宋掌握了“积极防御”战略的要义，局势逐渐出现了逆转。
大宋的西北部番部林立，这些番部大多都是愿意归顺大宋的，但是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很多番部已经跟着西夏，至少已经不是和大宋共同抗敌的先锋了。庆历三年（1043），大宋军队的一场胜仗却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朝廷带来了极度混乱，直至今日都恨不能是场败仗才好。
西军将领刘沪骁勇善战、爱戴百姓，西北边民妇孺皆知。几年来，刘沪连续多次击败西夏军队，可谓所向披靡。这一战，他要进兵水洛。水洛地处秦州和渭州之间，是一个羌、氐番部聚集的城寨，说是城寨其实就是帐篷聚集区，中间夹杂一些逃荒的汉人。刘沪并没有直接强攻，而是派人去和寨主和谈，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寨主满口答应后，刘沪就带着一千人前来受降，接管城寨。当寨主发现刘沪就带了一千兵马，立刻起了歪心思，如果此时乘机击败刘沪，再去李元昊那里领赏钱，获利不就更大吗？寨主立刻翻脸，包围了刘沪，宋军千人被围无援。然而刘沪可不是浪得虚名，镇定自若的指挥，一战击溃了这些番部，并且击败了临洮来驰援的羌兵。事后看，整个战局呈现出了围点打援的特征，成了经典战例。刘沪本人也名声鹊起，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
为了巩固番寨，时任陕西四路招讨安抚使的郑戬指派了一名叫董士廉的官员赶到水洛，帮助刘沪一起修筑水洛城。工程进入到一半的时候，郑戬的职务由韩琦取代，原本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引发了血雨腥风。时任渭州知州的尹洙提意见，认为边疆的据点太多，修水洛城兵力进一步分散，宋军有过教训。这个意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个时机确实有些不妥。毕竟这个决策是前任安抚使奏请过参知政事范仲淹以后作出的。况且筑水洛城也并非毫无益处，对巩固番部团结、鼓舞边将士气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建议可以讨论，权衡利弊后作出冷静、合理的决策是大宋之福，然而事态并没有这样朝着良性发展。韩琦主政后，尹洙就变得跋扈起来，他居然派狄青去水洛城用武力把董士廉和刘沪抓起来，关到了监狱里以停止筑城。这在当时就激起了一些刘沪拥护者的叛乱。
刘沪被捕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郑戬向朝廷控告尹洙。朝廷之上立刻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范仲淹支持刘沪，反对尹洙；韩琦支持尹洙，反对刘沪。这次大争论发生在庆历四年，“庆历新政”的序幕如火如荼的拉开之时，争论的双方是“庆历新政”主要的两位领导者范仲淹和韩琦。为了一个弹丸之地该不该筑城，这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韩琦认为水洛城位于西南，不是夏军主攻方向。范仲淹认为防线应该完善，防守是被动的，进攻是主动的，哪知道会不会是西夏下一个主攻方向呢？范仲淹认为水洛城可以联结秦、渭两州，韩琦认为这种便利也会被西夏所利用。韩琦认为水洛城分散兵力，范仲淹认为水洛城可以巩固番寨。
随着双方僵持不下，加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这边的支持者主要有欧阳修、余靖、郑戬等人，韩琦这边是尹洙、文彦博、狄青等人。这是一场愚蠢的争论，其特点是这两派人都是大宋军事、文化精英，私交都极好。尹洙的墓志铭是欧阳修写的，范仲淹教狄青读《左传》，文彦博就是调查“三川口战役”黄德和诬告刘平的主审官。“庆历新政”推行的攻坚时刻，即使是这些正人君子也难免堕入盲目冲动和非理**求之中。当他们意气用事的时候，他们只顾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全然忘了他们需要做什么。
好在他们也很快意识到，毫无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了推行“庆历新政”的绊脚石，成了朝堂上的笑柄。欧阳修赶忙奏请皇帝，派观察使实地调查，尽快下达是修，还是停的旨意。欧阳修建议，尹洙与刘沪的问题，事关文臣和武将的关系，现在是敏感时期。刘沪作战勇猛，是西北边事急需的人才，不应给予过重处罚寒
了武将的心。只是这样的冷静来得太晚了。
观察使回报，水洛城已修建大半，弃之可惜，刘沪深受羌、氐番部的拥护。朝廷遂即释放刘沪、董士廉，继续修建水洛城。水洛城的竣工，更像是这个优柔寡断的皇帝搞的一次平衡。建成后的水洛城也确实起到了巩固番寨的作用，还在那里成长出了大宋骁勇的武将。刘沪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水洛城竣工后不久刘沪心力交瘁，头伤复发去世了。死后应当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不归葬家乡，而葬在水洛城，并修建了祠堂。死后六十年，被徽宗皇帝追封“忠烈侯”，当地百姓纪念至今。无疑，水洛城是刘沪的纪念碑，更是大宋朝廷的耻辱柱。
有很多学者对水洛城事件进行研究，探讨究竟是该修还是不该修。洋洋洒洒都没有道尽这场争论对“庆历新政”的毁伤。大宋朝，刘沪是悲壮的，欧阳修是辉煌的，范仲淹是可歌可泣的。可是大宋朝的百姓呢？他们是苦难的！大宋朝百姓的税费不低于任何一个王朝，养活着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的官吏和军人。军人打不了胜仗，还得继续花钱买和平。大宋百姓的苦难谁去关心？朝堂之上这些所谓的君子为该不该去修个破城，该不该叫“爸爸”，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党同伐异、意气用事，争的你死我活乱了纲常。这无疑是大宋百姓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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